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改革是一种政治意志所主导的政治决断，就将其与宪法修改对立起来。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1]这期间，《行政处罚法》亦有两次微小的修改，分别为2009年8月27日第1次修改，将《行政处罚法》第42条中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将第61条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26]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是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51]廖义男：《行政罚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6页。这一认识在《行政处罚法》立法文本中明确体现，同时在理论界也被普遍认可。其二，修改《行政处罚法》第9-12条规定，将现行的按照行政拘留、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类型进行分类规制的做法，改为按照财产罚、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声誉罚进行分类。参照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条之规定，[18]立法者可考虑增设如下文本：公布姓名或名称、公布照片或者其他类似的行政处罚行为。
应松年、杨解君：《论行政违法的主客观构成》，《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但是，通过强化威慑和惩罚目标，究竟能否达到预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是难以准确评估的。[3]王弼注、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页。
只有这样，人们对法则的服从不仅没有构成对自由的限制，相反是对自由的实现。2014年Google Spain宣告了被遗忘权从纸上的权利成为具有实际效力的法律权利，但其判决的内容则引发了关于被遗忘权的激烈争议。从内部压力来看，目前国内针对搜索引擎的删除申请还比较少，相关诉讼也较少。该《立法提案》是对欧盟1995年制定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95/46/EC指令》(以下简称1995指令)进行修改和升级的产物。
[25][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4页。[31]王天成：《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载《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虽然经过审慎认定和运用的被遗忘权可对以言论自由为代表自由权提供必须的保障，但被遗忘权预设的支配性监管逻辑，对互联网领域的一般法律自由将产生直接的损害。[1]该案涉及一位西班牙男子冈萨雷斯(Mario Costeja González)在1998年被迫拍卖物业的新闻报道。因为被遗忘权的规范基础较弱，实践中又引发了巨大争议和强烈反弹。无支配自由又被称作第三种自由。
信息隐私保护基本没有独立规范地位，信息自主更是难觅踪迹。而一般行为自由的重点在于审视通过法律约束自由的依据和程度的合理性。[2]参见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法学研究》2018年2期，第24-41页。这种方法在逻辑上虽不周延，但可以提供一些有实际内容的结论。
[38]但我国仍需审慎对待欧盟或美国的经验，而应遵循自发、自洽、自主的逻辑。当然，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搜索引擎公司。
从消极的角度看，自由总是相对于什么的自由。被遗忘权的规范效力问题被推向风口浪尖。
(2)过程的支配性，监管过程缺乏外在的参与和制约。但不可否认，被遗忘权对包括表达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已经形成了现实威胁。如果不将被遗忘权的效力全球化，相关法益的保护就纯属形式主义，欧盟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这一对价过程中，人们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个人数据或隐私，还包括自律的地位。[7]而选择的重要依据就是对各种法益的重视程度。在康德的术语体系中，这种独立也就意味着不被规定estimmen)。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主要市场都在国内。动物的任性受到病理学的规定，而自由的任意则可以独立于感性冲动而受到规定。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应更均衡地对待安全、效率、隐私、自由等价值，不必在被遗忘权建构问题上必亦步亦趋。(二)被遗忘权对一般自由的影响 从霍布斯、洛克等人意识到强制性规范还应遵循道德原则始，法治与道德就成为牵制法律专断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在靓丽的权利外衣庇佑之下的支配性监管目标之达成，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社会成本，首当其冲的代价的就是自由。正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法益本可通过平等权或反歧视这种更通行的方法得到实现。
欧盟通过一系列立法确立的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ersonal data)等适应互联网时代数据保护的权利总是试图将主体表述为everyone，但它们明显并不属于传统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范畴。针对的主体也并非搜索引擎，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服务者。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宣言。实际情形是相关数据依然在互联网的某处存在，只是无法通过人名在搜索引擎上检索到这些信息了。
根据该提案第17条的规定，被遗忘权是指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数据主体(尤其当数据主体是儿童时)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去和拒绝传播关于他们数据。[22]从规范意义上讲，法律自由可以划分为自由权和一般行为自由。
个人对网络和手机等设备须臾难离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不自主状态。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人们经常谈论三种自由：无干涉(non-inter-ference)的自由、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和自律(self-mastery)的自由。
最早关于被遗忘权的批评正是基于言论自由做出的，后来扩展到新闻自由以及获取信息的自由(accessto information)等。第一，被遗忘权最初只是一种地方性和例外性的道德主张。
这让被遗忘权的效力问题备受质疑，不断质疑欧盟推动被遗忘权的真实动机。[5]由此可知，在欧盟委员会的制度设计目标中被遗忘权仍被视为一种隐私保护机制。并删除了大量类似于次贷危机中的银行高管、作弊的足球裁判、有劣迹的律师等争议人物的负面报道的搜索引擎列表链接。当然，自由恰恰是个复杂的话题。
如果变换其他检索字符串(search string)，依然可能发现该信息。很明显，以上规范中的删除与被遗忘权适用范围更加宽泛。
在2014年11月26日公布的一份意见中，第29工作组提出了是否接纳相关删除申请的13项判断标准。[28]从实证层面看，信息自决权的实证法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
马克思在抨击专制法律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大数据时代隐私与自由的根本冲突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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